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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跑到德国_吴东峰:大比武出尽风头埋下祸根|特稿.开国大将之罗瑞卿②

时间:2021-09-10 09:45|来源:大庆新闻网| 点击:127 次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建国后,罗瑞卿为首任公安部长,铁面无私,铁血执法,开创了国家公安和国家安全事业,在十年内形成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新建立的公安队伍被誉为“内卫铁拳”。
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曾以霹雳手段办案,稳定了国家局势,亦办过错案冤案,广东“两陈”案为其一。
1951年春,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陈泊、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突然被埔,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三百多人被抓,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七百人。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是时朝野震惊,“两陈”家属上京申诉冤情,而罗大为震怒,坚持以“国际间谍案”给“两陈”案定上铁钉。直至1982年5月,陈泊、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
毛泽东喜游泳,曾多次到长江中流击水。作为“秤砣”的罗瑞卿急煞,为此将军年过“不惑”苦学游泳技能。后,毛泽东凡下水,罗必护卫左右。故毛泽东赞之:“有罗长子在我身边,我就放心了,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1959年9月17日,彭德怀下台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林彪的提议下,罗瑞卿将军就任总参谋长。
1961年初,南京军区十二军军长李德生针对部队战术训练生搬硬套苏军的严重模式化问题,带领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郭兴福所在二连蹲点,总结出符合实战的“郭兴福教学法”。
1963年12月,叶剑英元帅实地观看了郭兴福任教的单兵进攻战术和“郭兴福式”教练员的教学表演,高度评价:“大动脑筋,大开眼界,战士个个练得象小老虎一样。”12月27日,叶帅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并建议在全军推广。
毛泽东闻报大喜,立即批示:“郭兴福教学方法不仅是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发扬。”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并作了题为《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重要指示。时任解放军参谋长的罗瑞卿将军闻风而动,积极推广。据郭兴福回忆,是年1月至10月,罗瑞卿总长先后十多次组织比武尖子到各个部队表演示范。每次表演结束,罗总长都要讲话。
罗瑞卿(左2)与林彪(右1)、贺龙(左1)、张爱萍(右2)等在一起
同年4月,罗瑞卿主导成立了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下达《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比武大会若干问题规定》。而后全军大比武分十八个片区轰轰烈烈开展。6月15日、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元帅们在北京观看了北京和济南军区和民兵代表对的大比武表演,独林彪未出场。是日,罗瑞卿行走于诸位老帅之前,不离毛泽东左右,跑前跑后,格外活跃。全然未知一场厄运即将来临也。(未完待续)
(本文始发于《开国将军轶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略有修订,部分照片来自于网络,版权属原作者,如有侵权告之即删)

罗瑞卿怎么死的,罗瑞卿的8个子女现任何职?罗瑞卿为何叫罗长子?

罗瑞卿大将一生有过两任妻子,他和第一任妻子的爱情是令人动容的,两人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能白头偕老。这在那个战争年代常普遍的。罗瑞卿和第二任妻子的爱情和婚姻也是令人艳羡的。两任妻子为罗瑞卿诞下8个子女,这8个子女如今怎样了呢?本文小编将为读者介绍的就是罗瑞卿大将的妻儿子女情况。

1938年冬,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报告会。作报告的是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时年32岁,当时19岁的拱平是抗大五大队女生队就坐在。
一位是威风凛凛、英姿勃勃的年轻军官,一位是时值芳龄的青春少女,罗瑞卿和拱平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后来就相亲相爱并结合了。
后来,由于两人由于各种原因在战火中失去了联系,当拱平终于打听到了罗瑞卿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那时罗瑞卿早已与郝治平结婚,他们夫妻俩的小孩也有几岁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拱平决定不去打扰罗瑞卿,而是将自己对丈夫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心中。2010年7月2日16时45分,拱平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罗瑞卿和拱平育有1子,就是罗箭。
长子罗箭(小青),少将,1938年在延安出生,取名罗小卿。195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1961年转入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96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装备部副岗位上退休。
郝治平,临漳人,1922年出生于河南安阳。1941年4月3日,与罗瑞卿在辽县桐峪镇结婚 1938年参加八军,同年加入中国。曾任十八团军部总支部,党委办公室主任,总参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40年6月,罗瑞卿离开抗大调任八军野战部主任。同年底,郝治平也从抗大调到北方局党校深造。这期间,郝治平收到过各式各样的情书,情书的作者就是罗瑞卿。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最终于1941年4月3日结合了。
罗瑞卿和妻子郝治平育有7个子女,其中有2个儿子5个女儿,分别是次子罗宇(猛猛)、三子罗寰、四子罗原(了了)、长女罗峪田、次女罗峪书、女儿罗峪治(朵朵)、罗寰以及小女儿罗峪平(点点)。

次子罗宇(猛猛)1944年出生,1988年授大校军衔;三子罗寰比较低调,资料不详;四子罗原(了了),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学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长女罗峪田,原医务工作者、总参某研究所所长,大校军衔;次女罗峪书,也是上的哈军工,学核物理的;女儿罗峪治(朵朵),为人甚为低调,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小女儿罗峪平(点点)是5个女儿中比较有名气的的,1951年生,曾于解放军总参管理局卫生处门诊部工作,大校军衔,作家。丈夫邓佑生,原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长,少将军衔。
和其他的红二代一样,罗瑞卿大将的子女们生活都是比较低调的,在他的8个子女中不乏子承父业的,但也不乏奋斗在其他的领域里,并且卓有成就的。
罗瑞卿为什么叫罗长子

罗瑞卿的这个绰号是毛伟人给起的。请注意,“长子”在这里是南方人形容他人个子很高的方言说法(长是长短的长),而并不是“大儿子”的意思!
罗瑞卿被毛伟人称为“罗长子”。现在大家已知毛伟人身材高大,能被他称为“长子”的罗瑞卿一定不矮。根据罗瑞卿儿子罗箭的回忆,罗瑞卿的身高比毛伟人高1厘米,有1米82。毛伟人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他还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PS:罗瑞卿1929年与毛伟人相识,毛伟人亲切的称他为“长子”(个子很高的人),“罗长子”的绰号就此不胫而走。

德罗巴森德罗斯,战时子弹破颅而出奇迹生还的开国大将罗瑞卿,为何最终猝死德国?

原题:秘书眼中的罗瑞卿
1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工作了整整10年,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个要职,但是在“文革”前夜,他不幸蒙难,度过了10年的艰难岁月。“文革”结束之后,又是他公开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今天,曾经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王仲方老人,将向我们讲述他眼中的罗瑞卿。
1966年春节,王仲方从外地回到北京,想去看望他的老领导罗瑞卿,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看到。
王仲方(以下简称王):因为罗瑞卿在10年公安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毛主席批评他,有时批评得很严厉,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人揭发他,说他1951年到广州去考察工作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很奢侈,毛主席还点了他的名,他挺紧张的,因为那次是我跟他一道出去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就帮着罗瑞卿写了个检讨,毛主席看了很满意,就算过关了。所以这次我心里想,罗瑞卿这又出事了,是不是我再去帮他写写检讨吧,秘书讲你千万别来,说现在情况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没有去。
后来,王仲方回到他工作的青海省,从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得知了罗瑞卿的进一步消息。1966年3月18日,面对批判无处申辩的罗瑞卿从家中的阁楼跳下,他没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从此失去了健康的左腿。
王:上海会议以后,北京就开了个军委会批判罗瑞卿。后来就上纲,越上越高,搞得罗瑞卿就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最后罗瑞卿跳楼自杀。缎库胡同三层小楼,是两层,上面一层叫做阁楼,就是放东西的,很低,他就从阁楼的窗子里爬出来跳下来的。那个楼不算高,四五层下来的话,他早就摔死了。
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了解到,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此时,王仲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判断自己难免会受到牵连。
王:罗瑞卿问题出来以后,虽然主要是军队的问题,没有牵涉到公安。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公安,而且在他的身边工作这么久,关系又比较密切,我们有这个弊病,就是哪一个人出了事以后,就要从他祖宗三代查起,而且即使他工作很有成绩,也要肃清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跑不了了。
1949年,中央筹建公安部,毛泽东电召罗瑞卿到北平,让他担任公安部部长。7月,罗瑞卿走马上任,公安部每天等他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正是在这一时期,王仲方到罗瑞卿身边,当上了他的政治秘书。
王:要找个适当的人去罗瑞卿身边工作,可是大家很踌躇,因为罗瑞卿这个人办事快捷,而且要求很严,如果要是有地方有时候搞得不对,他批评是很严的,有时候一点情面都不讲,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到他那儿去工作。拖了很久以后,文件、电报积压得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就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我来试一试,不合适的话,再换人。
在王仲方看来,罗瑞卿虽然以严肃闻名,但他并不是完全不讲人情。早在延安时期,王仲方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时,就曾给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提过意见。
王:罗瑞卿讲课讲了一个多月以后,征求大家意见,说同学们对我讲课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你讲得好,没意见。我就站起来,我说我有意见。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我说你到这里讲了一两个月的课了,从来都没看见你笑过,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大后方来的学生们有意见。罗瑞卿很动感情地说,我不是对你们有意见,看不起你们,对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我是满心高兴的,可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在红军作战的时候,嘴部负伤了,嘴巴张不开,所以说我想笑,我也笑不出来,还请你们大家原谅。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王仲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罗瑞卿的认可。
王:一去的时候,我说我是你的学生,抗大三期学生。罗瑞卿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
王仲方说,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着保障安全和稳定社会的重任。
王:国民党特务想要造成首都的混乱,那时他们就在有轨电车总站长辛店纵火,几十辆电车都烧掉了。那时候电车本来就不多,所以特务想造成交通混乱,人心也就不安定了。当时类似这样的破坏活动可不少。比如说有个辅华火药厂爆炸,有个翠明庄,国共和谈的时候,中调处执行部就在那里,叶剑英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住,突然起火了。当时不是这个地方冒烟,就是那里起火,搞得挺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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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一团乱局,罗瑞卿在10年公安部长的任上,开展了“镇反”等运动,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机构,此外,公安部还担当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重任,秘书王仲方说: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所以才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1951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指挥公安系统在全国开展了“镇反”运动。
王:这个事情在全国发动以后,抓了一大批人,也杀了一大批人。当时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被抓起来以后,采取杀人以前贴布告的方式,说什么人犯罪了,犯的什么罪。另外,枪毙罪犯是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就是让这些留下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敢妄动,你要是再搞破坏活动,我立刻就镇压你。所以镇反运动,搞了一年多,还是起了很大的效果的。
1951年5月,全国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开的破坏活动减少了,但隐蔽的特务活动日益增多。罗瑞卿指示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王:所以那时候就给广东省公安厅做了工作,加强他们的力量,就是做到炸弹不允许过韶关。
绝大多数特务活动被阻止在中国的南大门,但也有少数漏网的特务潜入北京。1954年6月,蒋介石派出外号“赛狸猫”的飞贼段云鹏,目标直指中央最高领导人。
王:段云鹏,国民党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据说他能翻墙入户,也善于打枪。蒋介石让他来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他也居然利用他的旧关系到了北京,几次到北京来,我们都没抓住他。
建国后,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得知段云鹏潜入大陆、伺机暗杀中央领导人的消息后,罗瑞卿认为不能消极等待,要巧设圈套让他进来。1954年国庆节前,公安系统布下罗网,活捉了飞贼段云鹏。
王:抓住他以后,罗瑞卿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挺高兴地说,这个人把他抓住挺好,说是不是他轻功很好,是不是让他飞一个,我们看一看。
经过“镇反”运动,又打赢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罗瑞卿领导下的公安工作连连告捷。1956年,这是全国发生案件最少的一年,而且那一年真正是让老百姓做到了夜不闭户,晚上不关门睡觉也放心了。路不拾遗,就是拾到东西以后,不据为己有,连小学生都会将拾到的一毛钱交给交通警。所以当时那个社会治安情况确实是最好的一年。在王仲方眼里,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护卫毛泽东的安全看成重中之重。
王:毛主席如果要到北京天桥剧场去看戏,罗瑞卿不放心,都要亲自去看一看剧场周围安全保卫怎么样,包括警卫的安置。另外就是毛主席坐的椅子,他要先去试一试。毛主席如果要是出去,都是罗瑞卿亲自陪同他。每年的5月1日、10月1日,天安门要开大会,晚上还有晚会,罗瑞卿经常都在毛主席身边,所以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当然了,其他的领导人的安全,他也关心,但是他对毛主席的安全,是觉得自己特别负了一个特别的责任。
建国初期,公安部的报告按照惯例先报到政务院,毛泽东看不到公安部的报告,就专门把罗瑞卿找去提出批评。
王:毛主席批评他,说是你们烧香找错了庙门,公安工作这么重要的部门,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找我?周总理解释说,他们报告是有的,送到我这里了,我没有转给你。把罗瑞卿搞得挺紧张,所以回来以后,赶快给我们办公厅这些人讲,以后要直接给毛主席送报告。当时规定我们每一个月要写一次综合报告。
此后,公安部很快完备了直接向毛泽东本人的请示报告制度。王仲方说,那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
王:我们知道毛主席和罗瑞卿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他也很爱护罗瑞卿,罗瑞卿如果有什么毛病,别人有什么反映,他就告诉罗瑞卿,说你要注意;如果哪一个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就让罗瑞卿亲自到那位领导人那里去说明情况。
罗瑞卿凡事求好求快,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曾经给予提醒。
王:毛主席曾经提醒过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当然他也比较注意了,但是他这个严肃是有名的。
3
1959年,罗瑞卿离开他工作了10年的公安战线。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后,王仲方也从公安部调到了青海省委工作。
王:1965年是他的事业的高峰,因为这个时期他是军委的秘书长,军委的常委,林彪又经常生病,实际上是由他来主持工作,虽然名义上是由贺龙来主持工作,但是实际上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当时有一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报告,是个非常重要的报告,本来由林彪来做的,林彪不能出来,所以就由他来做,这个报告真是震动全国,影响也很大。可以说那个时候罗瑞卿真是“意气风发”,而且工作从各方面来讲,又都很顺利。
1965年,王仲方眼里正“意气风发”的罗瑞卿并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对他不满。作为总参谋长,罗瑞卿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工作。林彪就向罗瑞卿提出要加强通气,说他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
王: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帅,不光是林彪,当然林彪那时候对他更不满意,所以这样就找了各种理由来非难罗瑞卿。
1965年11月,上海会议前9天,罗瑞卿到苏州向林彪汇报工作,谈话过程也相当平和。此后,罗瑞卿按计划飞往大西南察看地形。
王:我感觉他没有感觉到好像会有什么,因为他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毛主席支持他。如果他要有什么不合适了,毛泽东会提醒他。所以搞一个突然袭击,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这个突然袭击面前,他受不了了。在上海会议以前,他心里毫无准备。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是“上海紧急会议”。会前,包括刘少奇等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都不清楚会议的内容,见面的时候还互相打听。而在会议的前三天,罗瑞卿并没有到会,只是到12月11日,接周恩来的电话通知,罗瑞卿才赶到上海参加会议。当时的罗瑞卿,并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已经来临。
王:讲到上海会议,他挨整那一次,当然这个上海会议,是一个谜,究竟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开上海会议,而且把罗瑞卿拿下来。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期间,王仲方因为健康问题正在上海治病。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到上海参加会议,王仲方到锦江饭店去见这位老朋友,因此得知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消息。但是对于王仲方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次会议与中央的其他会议有什么不同。
王:中央开会,我作为青海省委的秘书长经常出席,所以觉得一年都要开一两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仲方事后得知,上海会议与他所参加过的其他会议,气氛大不相同。
这次的会议特别保密,所有的秘书、随员,都不能参与,文件本来都是由秘书来保管的,这次不要秘书保管,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局长,亲自把文件送到每个人口袋里,每个人发一个小的保险柜,放里头,不让任何人接触。所以这个会议开始以后,气氛就非常神秘。
12月11日,一架专机将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接到上海,但罗瑞卿夫妇并没有踏进锦江饭店的大门,被汽车直接拉到一个小院子里软禁起来。
王:上海会议半截的时候让他来的,他在云南边境上察看地形,然后被通知来开会。在飞机上的时候,他还在处理文件,等下了飞机以后,进了住的地方,周总理和邓小平告诉他,他才大吃一惊。
很快,上海会议的内容就在党内传达了,会上集中讨论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三大问题。
王:那是上海会议完了以后,上海市委的副书记就给我传达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不可想象。不久,胡耀邦到了上海,我还给胡耀邦讲:这是怎么回事?胡耀邦说:不要紧,罗瑞卿现在虽然军队的职务免了,但是他的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现在还没免嘛,毛主席跟他关系那么好,不会把他怎么样。
从罗瑞卿个人的灾难开始,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在中国蔓延。1967年4月,身在青海省的王仲方已经没有办法了解罗瑞卿的消息。正如他自己的判断,作为一名老公安,罗瑞卿曾经的秘书,在那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之下,他也没有躲避的可能。
王:周总理知道我在青海管政法,就问王仲方同志现在哪里?有人说是现在已经给隔离反省了。林彪当时在场说,王仲方,我到处找他找不到,他跟罗瑞卿的关系密切,罗瑞卿的事情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刘贤权他们回到青海,就把我抓起来了。
王仲方说,林彪的一句话决定了他6年的牢狱之灾。
王: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罗瑞卿怎么控制、指挥上海的公安机关,江青在上海的时候,怎么派人跟踪监视她,窃听她的电话。我说这个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你只要把这个交代了,我们立刻放你。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问了好几次,后来拍桌子说:你不交代,你就给罗瑞卿垫背吧。
5年多的牢狱生活,王仲方依靠鲁滨孙精神鼓励自己撑下去。直到有一天,凭着看守的一个举动,王仲方判断他的问题可能出现转机。
王:林彪的飞机爆炸以后,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察觉了。因为突然有一天,这个看守员把我的监房打开,把我看的书,都给收走了。过了两天,又还回来了,还回来一看,什么“老三篇”,还有什么毛主席语录,凡是林彪在上面写了字的,都撕掉了。根据我在党里面这么多年的经验,到了这种地步,林彪一定出了大事,不然不会把他的语录什么的都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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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王仲方每天还能读到《青海日报》。1971年,他发现报纸上突然看不到有关林彪的任何消息,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判断:林彪出事了。王仲方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1972年,王仲方结束了6年的监禁生活。而第二年,时隔10年之后,他重新见到了罗瑞卿。
王: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他一下子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跟我握手,半天都没说话。后来我就讲起了我的情况,说是我的老父亲,他认识,也被饿死、整死了。他挺难过,说是想不到怎么会牵涉到你的父亲。
1977年,罗瑞卿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已经70多岁的他自我激励要做“拼命三郎”,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1978年,胡耀邦审阅定稿,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罗瑞卿用行动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王:这个事情弄出来以后,结果华国锋不赞成,另外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不赞成,后来还有一些人也都不赞成。紧接着还有一篇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再一次地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党校来组织,胡耀邦不好出面了,就交给罗瑞卿。罗瑞卿说行,我来搞。结果就把这个稿子发给解放军报社,罗瑞卿亲自看了好几次,改了好几次,这篇文章的影响对“解放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
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依然盛行,罗瑞卿的举动在旁人看来要冒一定风险。王仲方说,1978年6月下旬,罗瑞卿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决心非常坚定。
王:有人对罗瑞卿讲,这篇文章最好你不要管了,不要发表。罗瑞卿说,不要紧,《人民日报》不能发表,《解放军报》发表,他不是那时候管军队工作嘛。如果要打板子,打我,你们发表吧。所以那篇文章一发表,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力量就更大了,小平同志也出来说话了,后来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思想先导。
恢复工作以后,罗瑞卿深感自己的行动不便,无法像从前一样到各地视察和调研,他急切地希望能够甩掉轮椅,行动自如。
王: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你的腿可以治好。最好是去西德。当时的卫生部长是罗瑞卿的老战友,说到西德去,我肯定帮你,给你治好。罗瑞卿当时希望能够自由行动、工作,他就去了。
罗瑞卿临行前,王仲方到西山去看望他。当时罗瑞卿除了腿脚不便之外,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王仲方说,他当时并不赞同罗瑞卿去德国治疗。
王:到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医生突然病倒不能去了,就临时换了个医生,这个医生不熟悉他的身体状况。到了西德,手术非常成功,关节也换得很好,外国医生告诉他说,第二天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他还挺高兴的。可是到了半夜,他的心脏支持不了了,因为全身麻醉影响心脏,所以他也觉得不行了,赶快就说:心口不舒服。等到夫人郝治平赶来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逝世,享年72岁。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贾跃亭跑路到美国,战时子弹破颅而出奇迹生还的开国大将罗瑞卿,为何最终猝死德国?

罗瑞卿(左)与毛泽东。
罗瑞卿将军长身剑立,耳圆鼻直,双瞳炯炯。与人聚,如鹤立鸡群,尤为突出,毛泽东尝戏呼“罗长子”。
据云,有人给邓小平送礼,邓小平曰:“礼照收,事不办。”有人给周恩来送礼,周恩来曰:“礼可收,要付钱。”有人给罗瑞卿将军送礼,将军回话曰:“礼退回,人处分。”时人以此评三人原则性之风格不同。
红军时期,第二次反“围剿”某役。时任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将军头部中弹,一颗子弹由左侧靠太阳穴下穿过,破颅骨出。因弹创处不好手术,后勤部已通知做棺材。将军昏迷数日,略苏醒,闻隔壁有锯木之声,夹杂人声:“棺材做得长一些,没见那人,个子长得好高咧!”毛泽东闻之言:“罗长子是阎王爷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1938年,延安。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将军奉毛泽东之命,撰写《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当是时,将军与毛泽东毗邻而居,常见面,常请教。某日,毛泽东突然兴致勃发,至将军住处,取纸笔书两句话送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将军“文革”中之遭遇,不幸被言中也。
罗瑞卿将军办事干练果断,快捷利索,极具效率。将军夫人郝治平告余,将军晚饭后即开始工作,我坐一边,削水果给他吃;秘书立一旁,口头汇报工作。食毕,将军指示如何如何,秘书记录。后将军对秘书言:“在客厅稍候。”取文件置办公桌,“哗啦哗啦”翻阅,笔走龙蛇,顷刻批完,交秘书办理。据秘书统计,1960年全年,罗瑞卿将军共处理文电3.6万份,平均每月3000份,每天100份。是时,将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郝治平又言,罗瑞卿将军白天工作,晚上亦不得闲。毛泽东、周恩来喜夜晚工作,常找他办事。毛泽东无论饭前饭后,或深更半夜,有事即找罗,罗闻命即去,一刻也不耽误。周恩来凡有事找罗,必先问,睡了没有,睡了就不要叫他了。后将军闻之,交代家人和秘书:“不行,睡了也要叫我。不能耽误公事。”
建国后某日,罗瑞卿将军回家向夫人郝治平要钱:“你一角钱,一角钱地给我装十张票。”郝问:“干什么用?”将军答:“昨天在大会堂开会,人家请我吃茶,我今天要回请。”郝治平告余:“将军记忆力特好,唯独家中有多少钱弄不清,他一生只向我要过这一次钱。”
1963年12月初,叶剑英元帅实地观看了南京军区十二军的“郭兴福教学法”。叶帅高度评价:“大动脑筋,大开眼界。”12月27日,叶帅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毛泽东阅后批示:“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发扬。”罗瑞卿将军闻风而动,推广甚力。据郭兴福告余,那一年从1月到10月,罗瑞卿总长先后十多次组织我们到各个部队表演示范。每次表演结束,罗总长都要讲话。
罗瑞卿
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言,1978年4月,罗瑞卿将军复出,任军委秘书长。海军经报华国锋主席同意,拟于旅顺举行有几十艘军舰参加的海上大演习。其时,罗瑞卿将军正住院。海军参谋长至医院将演习计划及华国锋意见告将军,将军闻之不悦,曰:“我不同意。一、大连离苏联、日本这么近,会造成国际影响,你们考虑没有?二、我是军委秘书长,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报告我?”海军领导呐呐而退。华国锋闻之,谓海军领导曰:“这事你们别管了,我来管。”海军仍然准备演习。罗瑞卿将军闻之,将己意见一并报告华国锋与邓小平。小平曰:“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大连演习不能搞。”华国锋主席闻之默然。后郝治平问将军:“你刚出来工作,就把最高领导得罪了,你不害怕吗﹖”将军坦然曰:“怕啥?无非是再打倒一次。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负这个责任。”
罗瑞卿将军复出后,曾谓郝治平:“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郝治平曰:“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耿直、拼命。人各有志,秉性难移。人家经过文化大革命接受教训,遇事,拐个弯,绕个圈,他不,反而更耿直、更拼命了。”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一时议论蜂起,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甚众。罗瑞卿将军阅后,拍案叫好,曰:“此文甚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并指示《解放军报》立即组织编发评论员文章,予以支持。《解放军报》领导高度重视,约理论家吴江撰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将军审读后,指示:“要精心修改,使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据华楠言,为修改此稿将军与胡耀邦通六次电话,与《解放军报》领导通五次电话。罗瑞卿将军于电话中对《解放军报》领导言:“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不要紧,出了问题我负责,打板子打我的。”
1978年7月,经邓小平同意,罗瑞卿将军赴德国波恩治腿。8月2日手术,中午12点,手术顺利结束。将军醒后用英语对德国医生言:“晚上好,谢谢你!”8月3日凌晨2点40分,将军因心肌梗死不幸去世,终年72岁。郝治平告余,同年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将军遗体运回北京。是日北京大雨,甫下飞机,见邓小平伫立机场,神色凝重,风吹雨打不动。将军棺木抬下飞机时,邓小平上前扶摸棺木,沉痛曰:“在最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走了!”小平强忍眼泪,语甚悲切,郝治平与子女闻之均泣不成声也。(摘自《开国将军轶事》,吴东峰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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